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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4-04-19 06: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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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國男裝前進道路上的拐點
        來源:http://www.vifo.com.cn/article_view.asp?id=523
          衣冠楚楚,擺著優雅的POSE,一個帥哥在巨大的廣告牌上酷酷地注視著我們,然后,迅即向車后閃過。緊接著是下一個、再下一個……不計其數。

          溫州真的到了。

          2004年1月,從永強機場通往溫州市不足20公里的公路兩旁,溫州男裝的廣告牌一如既往──數量眾多,氣勢逼人。與前一兩年不同的是,其中的一些廣告牌在那些帥哥圖案旁添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歡迎貼牌加工”,或是“定牌加工,誠邀加盟”。

          溫州服裝商會會長陳敏說,溫州上千家男裝企業里純粹做品牌的目前只剩下二三十家,其余的都或多或少轉向了貼牌加工。

          從創牌到貼牌,對于溫州男裝產業的這一轉變,不同的觀察者從不同的視角看到的內容有所不同,但毫無例外都會觀察到同一個問題──文化內涵。

          “溫州畢竟是個小地方?!痹诹信e了諸如人才、設計、研發等一系列溫州男裝產業的相對弱勢之后,陳敏提到了文化內涵,“與那些大都市相比,溫州的文化內涵顯然遠遠不夠,因而在時尚方面就很難具備領先優勢?!?br>
          無獨有偶。在另一個中國男產業基地,另一位同樣資深的業內人士同樣談到了文化的問題:寧波男裝產業要有所發展,僅僅有先進的生產線,有一定的產業規模還遠遠不夠,還應該有時尚,有深厚的文化內內涵……

          “工人”、“商人”及其自我改造

          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寧波男裝企業家愛說“工藝如何如何”,而他們的溫州同行則總把“市場如何如何”掛在嘴邊。

          談到寧波與溫州兩大男裝產業基地的不同,浙江奧奔妮服飾(集團)公司董事長鄭晨愛打了個俏皮的比喻:寧波男裝產業像個工人,而溫州男裝產業則更像個商人。

          對于一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的國度來說,每一個地域的文化都具有鮮明的獨特性。事實證明,那些充滿活力的產業之所以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往往與孕育它們的獨特地域文化存在強烈的關聯。

          中國的男裝產業也不例外。

          寧波、溫州兩大男裝產業基地雖處于同一個省份,卻打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

          寧波是紅幫精神的發祥地。裁剪縫制出中國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裝,興辦了中國第一家西服店的紅幫裁縫,為這片土地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開拓創新,放眼世界,勤奮敬業,誠信重諾……

          回顧寧波男裝產業的發展歷程,人們不難從中發現這種獨特地域文化的影子;

          許多地方都在發展男裝產業,但毫無疑問,寧波啟動最早,企業規模最大,知名品牌最多,高度開放性的“碼頭文化”在今天仍在發揮著作用。與其它地區相比,寧波男裝產業接觸國際先進設備、面料、款式和先進經營理念的時間要早得多。紅幫裁縫心靈手巧、講究工藝、做工精細的素養,仍被今天的寧波服裝企業家們所津津樂道。事實上,寧波男裝產業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崛起,老一輩紅幫裁縫的傳承與指導功不可沒,那些從上海被請回家鄉的老人一針一線、手把手地將手藝傳授給新一代紅幫傳人,也將他們的精神與文化注入其中……

          而距寧波不過300公里之遙的溫州,其地域文化則是另外一種特色。

          溫州人被公認為天生的商人──“每根頭發絲都是空心的”。溫州的商業文化傳統歷史悠久。早在南宋時期,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就提出“通商惠工,經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主張“重視工商”。這種有別于儒家文化傳統的重商思想,深深浸透到溫州的地域文化當中,經過千百年的繼承和傳播,演化為溫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

          在溫州男裝產業的崛起與發展中,溫州人的這種基因被迅速轉化成了生產力。

          喬頓服飾總經理沈應琴最早是在北京隆福寺做服裝生意的,1996年才在溫州興辦了自己的服裝廠。在溫州男裝企業家當中,像沈應琴這樣先貿后工、由貿入工的大有人在。

          陳敏介紹說,溫州男裝產業的一大特點就是“先做市場,后有產業”,它立足于市場,適應市場的能力特別強。

          一切以市場需求為依托,市場需要做什么,溫州男裝企業就會做什么,市場發生什么變化,溫州男裝企業就會做什么,市場發生什么變化,溫州男裝產業就會迅速做出相應的調整。當年爭創品牌如此,如今紛紛由創牌轉向貼牌加工同樣如此。錯位競爭,走精品制造之路……這一切舉動的背后,無不隱藏著溫州地域文化的本質特征。

          文化是在不斷的揚棄中與時俱進的。

          近一兩年來,溫州的男裝企業家們逐漸發現,溫州地域文化給他們帶來的并非都是營養。

          走在溫州街頭,會發現溫州出租車的后窗上大都貼著這樣一條標語:“變溫州人經濟為溫州經濟?!?br>
          陳敏說,溫州人引以自豪的“溫州人機制”和“血緣、地緣、親緣”,說到底都屬于“多邊化聲譽機制”,而這種機制過多依賴口碑相傳。在過去幾十年市場還不規范,與以契約為核心的現代貿易方式相悖。在過去幾十年市場還不規范,法制還不健全的環境里,這種“多邊制”顯然是具有競爭力,但在市場逐步規范的今天,“多邊制”將導致貿易結構鎖定。

          溫州人興辦了一個黃龍面料市場,陳敏曾在一篇文章中給予極高評價:有了黃龍市場,溫州男裝企業可以不要面輔料倉庫,隨要隨到,而且是先拿貨后付款。

          然而現在,對于這種以作用為前提的貿易方式,陳敏充滿憂慮:假如利益超出信用可以承受的限度會怎么樣呢?

          就在溫州男裝企業家們對傳統地域文化發出疑問的時候,他們的福建同行同樣在檢討地域文化中的不足與缺憾。

          福建是移民大省,人們的姓氏、宗族觀念很強。這一地域文化的烙印同樣打在了福建男裝產業的身上。福建省服裝行業協會的一位人士說,福建男裝企業協會的一位人士說,福建男裝企業做得好做得大的不少,但以前大家都怕出風頭,只是想著維護住現有的市場份額,只是在福建省內爭,習慣于單打獨斗,行業內部的交流與合作顯得十分困難。而這些顯然與時代發展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這位人士說,行業協會成立后,針對地域文化給福建男裝產業所帶來的這些不足與缺憾進行了大量工作?,F在,福建男裝企業不僅實現了良好的內部交流與合作,而且開始把目光放得更遠,“野心”也大了起來。

          出身與餡餅

          服裝的本質與核心是什么?

          雅弋爾集團總裁李如成說,服裝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

          坐在溫州一家賓館二樓的茶座,報喜鳥集團董事長吳志澤向下面的賓館大堂通道瞥了一跟,對記者說:“假如現在過來一位重要人物的兒子,你肯定會多看他一眼。所以說,出身非常重要?!?br>
          出身于溫州的男裝制品工藝上乘,制作精致,貼牌商卻普遍不愿意按照規矩打上“溫州制造”的產地標識。這其中除了商業機密等因素外,也說明“溫州出身”還不足以高貴得讓人“多看一眼”。

          不僅僅是貼牌加工,溫州男裝產業中聞名全國的著名品牌同樣遭遇過“出身問題”。

          莊吉集團總裁吳邦東告訴記者說,國內一些大商場就曾無理要求莊吉在西裝上標注“意大利制造”,因為商家覺得,出身如此一換,“銷路肯定要好得多”。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出身問題的實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價值的差異。對于中國男裝產業來說,其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缺乏上乘的工藝和優秀的設計,而是世界對于其文化底蘊的忽略與輕視──不是地域文化,而是中華文化,乃至東方文化。

          在談論中國男裝的設計問題時,吳邦東反問記者一句:“不要說我們中國,就是整個亞洲又出了幾個設計大師?”

          而奧奔妮服飾董事長鄭晨愛則把這個問題的實質表達得更為清晰:“目前,我們不可能打造出世界名牌。我們不是沒有上乘的工藝,也不是沒有天才的設計師;問題的關鍵大于,東方文化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還不高?!?br>
          對于中國男裝的文化取向,國內企業界與文化界基本存在著兩種觀點。其中的一種觀點認為,所謂西服,源自西方,非我中華之物,舶來品也。因此,中國男裝產業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必須向西方文化靠攏,在文化內涵上,應該以西方文化為尊。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西服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但必須和中華文化結合,否則就失去了文化的土壤,就不可能走向世界。

          向西,抑或向東?這是一個問題。

          20世紀7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進行了一場東西文明之間的著名對話。他們展望21世紀,得出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的結論。

          30年后,美國學者享廷頓教授又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他認為,未來的世紀將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東方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沖突的世紀。

          然而,享廷頓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同事、現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維明教授認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并非“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問題,文化多元性是世界發展的大脈絡,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生命力,各有短長,它們將交流對話,互為參照。

          這位當代大儒充滿感情地說:“我們不要談21世紀是誰的世紀,21世紀是所有人類的世紀?!?br>
          日本時裝設計大師高田賢三曾向傳媒表示,他更愿意被稱為“國際設計師”,而不是“日本設計師”。有媒體評論說,高田賢三此言并非是對其傳統文化的背棄與叛離,而是表明,只有將本土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大家庭當中,才能真正展示真實魅力。

          在談論中中國男裝產業的國際化意識這一話題時,夏夢?意杰的顧問李延輝引用了一句名言:假如你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

          2003年3月,中國著名的男裝企業之一夏夢與國際男裝精品的領袖企業杰尼亞,合資成立了一個新的企業──夏夢?意杰中國有限公司。

          一個是典型的溫州家族式企業,一個是典型的國際化品牌意大利服裝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對于中國男裝產業來說,夏夢與杰尼亞合作的意義是深遠的。正如一家媒體所評論的那樣:大家關注此事,并不僅僅在于夏夢能否由此全面走向國際化,也不僅僅在于杰尼亞能否由此游刃中國市場,而在于這次合作的典型作用。

          夏夢?意杰董事長陳孝祥對歐洲文化有著瘋狂的迷戀:辦公樓前的噴水池,是他依據在摩納哥旅游時看到的一個水池設計的;公司里的辦公桌椅、窗戶的自動升降隔欄、節柜、墻上懸掛的油畫,甚至咖啡機……幾乎都是他從意大利采購而來。

          而杰尼亞方面派來的高層管理人員,則對董事長母親所做的梅菜肉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家媒體這樣評論說,既然杰尼亞的人能很快就喜歡上陳媽媽做的梅菜肉餅,那么人們就沒有理由不相信,雙方也一定會喜歡上這個雙方合作的“大餡餅”。

          破牛仔褲?GDP?朝拜

          談到文化對于中國男裝產業的意義,夏夢?意杰顧問李延輝舉了一個例子:一條破牛仔褲如果來自美國,就有可能成為時尚的象征;而如果它出自戰亂中的伊拉克或是阿富汗,則只能代表戰爭的創傷。

          而報喜鳥集團董事長吳志澤則說:所謂流行,總是從發達國家和地區流向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他的潛臺詞是:假若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基礎與近后盾,一個國家的文化就很難被世界所認同。

          對于報喜鳥的未來,吳志澤是樂觀的:“我們打算在未來三五年內將報喜鳥技術打造成國際品牌。從某種意義上說,品牌進入就是文化與經濟的滲透。中國經濟正在飛速發展??梢灶A見,未來三五年間,中國在世界上將會越來越有發言權。對此,我們要有信心?!?br>
          就在吳志澤講這番話后的第五天,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3年中國GDP數據;總量116694億元,比上年增長了9.1%;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達到1090美元。

          世界陷入了一場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卻保持了令人驚嘆的增長。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不久前,世界還是輕輕松松,不在意拿破侖200年前的警告。但現在,中國正在震撼世界?!?br>
          讓世界心動的還不僅僅是GDP的增長率。

          1月24日晚的巴黎,280盞紅燈在埃菲爾鐵塔上被同時點亮。這個世界時尚之都的標志性建筑披上了“中國紅”。

          當天,作為“中國文化年”的內容之一,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舉行了“北京文化周”的盛裝游行。

          對于中國男裝產業來說,文化或許將成為其走向世界的一個拐點。

          陳敏告訴記者,大約再有三五年時間,溫州就有可能發展成為精品男裝加工基地,并帶動意大利男裝生產基地向中國的轉移。

          他說:“這是借船出海,先通過貼牌加工走出去,然后再把我們自己的品牌推向世界?!?br>
          在《溫州服裝》的卷首語中,陳敏充滿激情地寫道:現在,每年我們都去米蘭、巴黎“朝拜”時尚,若干年后,將會是別人來“朝拜”我們。

          不僅僅出于友好和禮貌

          1989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訪問中國。一走下舷梯,他就向前來歡迎他的人們展示身上那件西服的商標,嘴里說著:“紅都!紅都!”20世紀70年代,老布什曾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在北京工作生活了13個月。在那段日子里,老布仔經常和夫人芭芭拉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領略古都風情。這位“自行車大使”自然沒有漏掉北京最著名的西服店之一──紅都,在那里量身訂做了一套西服。

          對于歷史的這一細節,紅都的老師傅們至今仍津津樂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對于中國男裝企業家們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艷羨的歷史細節。他們渴望著有一天世界就像老布什一樣接受他們的產品,并以此為榮。

          當然,那絕不僅僅是出于友好和禮貌。